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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诗精神:秘书情感里的那条河

鸡西六月,阴雨连绵,阳光经久不见。如此时间长了,加之有雾,倒也可与成都媲美。只不过我们基本不会发生“蜀犬吠日”的事件。在这里,虽不及那南园流水影碧浪,比不上那西北大漠孤烟直,但总也有独特的北国自然景: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。(陶渊明句)

秘书,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,想必对此景色有着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吧。个人的观点是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。(陶潜《读山海经·其一》)好罢,既然以诗句开头,那就以唐诗的精神来谈谈秘书的精神。怎么开头,是个难题。得从源头说起,还是从鉴赏道出。个人并非专家学者,也不懂“源”与“鉴”。因为源已遥遥千年,不可追述还原;鉴则功力太浅,难以辨真识赝。姑且从个案漫谈开来。

唐诗大气,秘书气度理应不可小气。国人只要提起唐朝,无不欣喜自豪,总喜欢称自己是“唐之后人”,也总喜欢吟咏几首唐人诗句,若要列绝俯首皆是: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;万里长城寄,无贻汉国忧;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;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;九曲黄河万里沙,浪淘风簸自天涯;十年磨一剑,霜刃未曾试;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上述列举的是诗句按唐诗风格分类,依次为,初唐的王勃,初唐向盛唐过渡的贺知章,盛唐的李白,盛唐向中唐过渡的杜子美,中唐的刘禹锡,中唐向晚唐过渡的贾岛,晚唐的杜牧。士林对他们的赞誉也依次是诗杰、诗狂、诗仙、诗圣、诗豪、诗奴、小杜。众所周知,唐朝建国从公元618年至907年,凡二十帝,历二百九十年,是中华历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。正如当代学者周时奋所说,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,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,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,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、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。(出自《中国历史十一讲》)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气,唐诗中体现的一览无余。那作为平时起草文稿的秘书,该怎样处理诗与文的关系呢,其间该怎样流露这种气质?是不是适当引用几句,就显得高雅、大气、端庄呢?保不齐还有掉书袋的嫌疑。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个人认为,关键在气度。气度指气魄风度,也指诗文气韵。一篇资政文稿,如无高深理论思想作支撑,即使再有明丽的辞藻堆砌,也不能解决问题,反而引来无数问题。比如典型的《讨武檄文》,其实就漏洞百出。如“一抔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何托”,六尺之孤指的谁,不管是中宗李显还是睿宗李旦,继位时都已成年,何来是六尺的未成年?还有“敬业皇唐旧臣,公侯冢子……是用气愤风云,志安社稷。”有志安于社稷,是勤王还是谋反,都说不清楚。可见骆宾王虽善用辞藻,但其实不懂政治。这样看来,秘书起草文稿时,就要避免这样的类大气或者准大气,学会老老实实在领导的授意和指导下写作,写出的文稿即使谈不上大气,也不会小气到哪儿去。何况气度决定格局,耳濡目染久了,也能勉强称职。

唐诗多样,秘书才情理应不可单一。唐诗格律是有多样性的。有古体、五绝、五律、七绝、七律。代表人物更是层出不绝。写古体的有李白(君不见,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),写五绝的有孟浩然(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),写五律的有王维(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),写七绝的有王昌龄(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)、杜牧(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),写七律的有杜甫(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)。体例多样,当然创造空间广阔,佳作频出,金句迭现,上述例子也已依次列出。不难想象,在这样的时代,就连女人和反贼也会作诗,而且我们知道还写得不错。比如,武则天《如意娘》:看朱成碧思纷纷,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,开箱验取石榴裙。比如,黄巢《不第后赋菊》: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写至此,不得不谈三个人,第一是王昌龄,美称七绝圣手,第二是杜牧,美称七绝之王,第三杜甫,美称七律鼻祖。个人不在探讨诗词格律,如有兴趣者,可参阅王力著《诗词格律》。简单来讲,七律就是七绝叠加,代表作品是杜甫的《登高》。这首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,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,而且做到了极致:一篇之中,句句皆律;一字之中,字字皆律,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。(见明代胡应麟《诗薮》)秘书写作的格律有哪些呢?个人通过查阅了解到在普通应用文写作领域内,有法定应用文(即公文15个文种)、事务应用文(13个文种)、财经应用文(19个文种)、企业应用文(17个文种)、利益社交应用文(14个文种)、科技应用文(3类)、学术论文(1类),应用文总数如果是先前文种之和100个,则法律应用文占比总数达18%,占文种类的1/8。这样大容量的舞台,秘书发挥的空间可以说是接近唐诗的。在这样多的文稿起草中,秘书才情得到了大量宣泄,可谓“好去长江千万里,不须辛苦上龙门”。(唐窦巩《放鱼》)在这样的平台中,秘书平时积累,大可放开闸门,一泻汪洋。不管你是喜读诗读史,还是喜读文读哲,更或者追求辩证逻辑、理工机械,简直无所不包,达到的境界或许有人会叫“片云天共远,永夜月同孤”(杜甫《江汉》),还是那“乐游原上清秋节,咸阳古道音尘绝”(李白《忆秦娥·箫声咽》),不管那般,都姑且称之为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

唐诗高雅,秘书格调理应不必庸俗。晚唐出现了唐诗的另一个高峰,那就是“小李杜”。这时的诗人追求沉稳和内向,李商隐耐人寻味、杜牧清新可人。两人虽各有千秋,尽管风格不一,但体现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。沉稳,稳定压倒一切。这可是历史教训。妇孺皆知的八年安史之乱后,人心思治,天下求稳,受够了动乱的君臣希望过安生日子。所以唐末尽管割据藩镇时不时地叛乱,却很快平息;尽管朝野中派系针尖对麦芒,也最多把对手贬到天荒地老,赶尽杀绝的事却不大发生(比如柳宗元)。不能说是政治影响了唐诗,还是唐诗浸润了政治。在这交错的情结下,凝练出的是新的唐诗精神,不能不让人值得深思。且看那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(李商隐《嫦娥》)体现出的是怎样一种苦楚,想那苍茫无人的广寒深宫,陪伴嫦娥的只有桂树和月兔,那种孤独感是夜夜入心,绵延千年万年。再如,“蜡烛有心还惜别,替人垂泪到天明。”(杜牧《赠别》)这一首抒写诗人对妙龄歌女留恋惜别的心情。齐、梁之间的江淹曾经把离别的感情概括为“黯然销魂”四字。此诗不用“悲”、“愁”等字,却写得坦率、真挚,道出了离别时的真情实感,表达了悱恻缠绵的情思,风流蕴藉,意境深远,余韵不尽。这就是艺术的高雅,也是诗人的高雅。秘书作为文稿的起草者,当然也不能脱离这种格调。比方来说,起草的领导讲话稿,如果一旦格调定低,或者标准降低,出现的问题往往是难以听者接受、更谈不上情感认同和思想共鸣,有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做作。个人体会是,在写作之前,须先召开“务虚会”,或与领导单线交流和请示,或者通过应用文的写作背景、写作目的,亦或是通过领导讲话风格等作出判断。如果不涉及敏感或者严肃的政治问题,就可以结合写作意图来确定基调。这样的好处是避免假大空,直接空对地;减少无用功,做到针对性。唐诗发展尽管最终结果是七律抬头,因为它的程式化和规范化,也因为它的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,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,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。可见平仄和对仗是很有意义的,格调的功能不可或缺。可喜的是,七律的这种呆滞遗憾完全由晚唐五代兴起的“长短句”(词)来弥补。秘书同样也要认识到这一点,才能戴着锁链跳好舞。如此,我有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。(李白《月下独酌四首·其一》)

唐诗体现出了大气、多样与高雅,这三种精神内在统一。辞家壮志凭孤剑,报国先声震两河;流水影含空界月,落花香袭老僧衣。其实,昨日指点江山,今朝礼佛参禅,无非道也归一,心即是理。秘书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,体现出的也应该是深情、专注与担当。

 

雒文龙

丁酉槐月十二日作

发 布 者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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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 加 时 间:
 2017-06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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